未来5年,中国哪座城市最有潜力?

视点
高净值投资者是个人拥有资产在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群。根据相关报告,截至2016年5月,这群人在中国有134万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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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提示:

1.机会之城:第一是北上广深,还有杭州、南京、成都等城市。第二是武汉+郑州,还有合肥、厦门、杭州等城市,这是由政策力量驱动的。

变革家,以投资视角为您发现风险和商机!最近看了几份关于中国高净值投资者的研究报告,在此基础上,笔者做了一些有趣的研究,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。

高净值投资者是一群什么人?

简单来说,就是个人拥有资产在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群。

根据相关报告,截至2016年5月,这群人在中国有134万人,比2015年增加了13万人,增长率为10.7%。

他们的平均年龄39岁,集中在30-50岁之间。

他们的财富是哪里来的呢?

第一,企业主,占比55%;

第二,企业高管,占比20%;

第三,房地产投资者,占比15%;

第四,股票投资者,占比10%。

关键的驱动力还是民营企业,民企利润的增加,或者上市,推动企业主财富的增长,企业高管的奖金薪水也跟着水涨船高,同时推动当地的房价增长,持有相关股票的投资者收益增加。

皆大欢喜。

高净值投资者在哪里?

报告显示,北上深+粤浙苏闽,GDP占全国36%,高净值投资者占全国74%。

其中:

广东GDP占全国10.06%,数量占了全国17.91%;

北京GDP占全国3.17%,数量占了全国17.76%;

上海GDP占全国3.45%,数量占了全国15.30%;

广东的高净值投资者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,也就是说北上广深,这四大一线城市,合计的高净值投资者数量就占了全国的50%。

另一方面,许多工业强大的地方,其高净值投资者数量远低于GDP比例。

比如以下几个地区:

山东,GDP占全国8.71%,数量占全国3.50%;

河南,GDP占全国5.12%,数量占全国1.72%;

湖南,GDP占全国4.01%,数量占全国1.34%;

河北,GDP占全国4.12%,数量占全国1.31%;

最低的则是甘肃,其GDP占全国的0.94%,但是高净值投资者数量只占全国的0.07%,两者比例差距超过了10倍。

为什么工业创造的财富如此稀少?

这和我们这个时代的财富创造方式有关。根据相关报告,高净值人群中——

60岁以上的,主要从事制造业和能源矿产行业;

40-50岁的,主要从事贸易和房地产;

20-30岁的,主要从事金融和互联网行业。

这个年龄分布,和我国几波经济转型浪潮一脉相承,从满足内需的制造业,到对外出口的代工制造业,到房地产+重工业,到今天的金融服务业和互联网的兴起,一步步见证了财富的流转。

在未来,还会有什么样的行业和城市将会兴起呢?

笔者认为,驱动这种转变的力量,一个是市场的,一个是政策的。

先说市场力量。

市场力量的转变动力在于需求和稀缺性。

过去十年,因为制造业的大发展,大多数实体商品的生产都供过于求,导致了相关商品的贬值。比如一吨钢铁不如一斤白菜的价格,资本脱实入虚,都是这种“生产过剩”的反映。

但在另一方面,那些未被满足的需求,仍然稀缺的商品,肯定将会成为新的财富主流。打开一份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的相关报告看看就很清楚了。

第一大宗的进口商品:芯片、液晶屏幕等IT商品。

第二大宗的进口商品:飞机、汽车等高端交通设备。

第三大宗的进口商品:医药和医疗设备。

第四大宗的进口商品:水果、大豆、牛奶、谷物等食品。

这是实物商品的四大类稀缺需求,他们取代了石油和铁矿石等原料,成为了现阶段增速最快的大类进口商品。

还有服务贸易逆差,近年来连年扩大,2014年逆差1980亿美元,2015年逆差1366亿美元,2016年1-11月份逆差2340亿美元,这块的增速比实物商品的要高得多。

主要的需求点在哪里呢?

第一,金融资产配置的国际化,有钱人最怕的不是财富不增值了,而是风险,所以将资产转移至海外,买美元、房产、保险、基金,目的都是为了分散风险。

第二,文化。看看每年多少进口的美影、日漫、韩剧、综艺版权,就知道这方面的需求有多庞大了。

第三,旅游。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抛弃了价廉物美的东南亚,而涌向日本、韩国、美国等发达国家旅游呢?背后折射的其实是从观光旅游向文化旅游的升级。

第四,留学教育,养老医疗。让孩子移民,让家人移民,只留下自己一个人在中国赚钱,呼吸雾霾,背后的痛点不正是巨大的机会所在么?

以上这些商品和服务业的需求,正是现阶段中国最稀缺的。

谁能满足他们,谁就相当于站在了财富的风口。

从市场的角度而言,这些需求主要从属于四个领域:金融、贸易、文化、科技

举个例子,像进口农业食品,看起来它的机会属于农业,属于广大的三线地区,其实并非如此。在国内的土壤和空气环境问题没有解决之前(看起来十年内都很难解决),这个机会只属于进口贸易中心。

现在,我们放眼全球,看看那些中国以外一线城市。我这里列了10个,他们的地位大致如下——

全球性的金融和贸易中心:纽约、伦敦、香港

全球性的文化和科技中心:洛杉矶、旧金山湾区

区域性的金融和贸易中心:巴黎、东京、新加坡、悉尼、迪拜

可以看到,“金融、贸易、文化、科技”这四个领域,不仅是我国需求和稀缺性最强的环节,同样也是全球创造财富的主要环节。

这四个环节,如果放到我国的篮子里,则是这么一个地位排名——

金融中心:北京、上海、深圳

贸易中心:北京、上海、广州

文化中心:北京、上海

科技中心:北京、深圳

区域性的金融中心:广州、杭州、南京、成都

区域性的贸易中心:武汉、成都、沈阳、西安

前面四个,应该没什么争议,他们也是我国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来源。后面两个排名,解释一下。

——关于区域性金融中心

北上深能够成为金融中心,是因为他们集中了几乎所有的银行、保险、证券公司和交易所的总部。那么其他的区域中心看什么呢?

我这里看的是私募基金管理资产的数量,也就是体现着作为一个地方“财富管理中心”的作用。在北上深之下,广州、杭州、南京、成都是私募基金管理资产最多的四个城市,他们得益的,正是本地周边高净值投资者的相对较多。

——关于区域性贸易中心

一般的中国企业,在总部之外,都会设置各个地区总部,利于向下辐射。如果规模较小,通常就会设置三个区域分部:北京(华北)、上海(华东)、广州(华南)。

如果规模较大,通常就会加上武汉(华中)、成都(西南)、沈阳(东北)、西安(西北)。于是就形成了中国的“三大四小”贸易中心格局。

总的来说,以上这些中心城市,都占据了非常好的战略位置,中心复合性越高,辐射范围越大,未来的市场机会越多。

但以上这些,只是纯市场的角度而言,而市场并不会完全按照市场的指挥棒运转。

还有政策的魔法棒

举个例子,过去十年,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四座城市,分别是“天津、重庆、成都、武汉”。成都和武汉的战略重要性,我们都知道,随着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制造业向长江经济带转移,两座城市作为主要的区域门户,受益匪浅。

但是天津和重庆,却凭借着政策的力量,成为了最闪耀的双子星。这背后,正是前国家领袖的环渤海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,当然,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家乡情结。

那么,未来五年的国家区域战略又是什么呢?

几个关键词。

第一个是“国家中心城市”战略

几年前,我国政策中有一句话叫“城镇化战略”,意思就是重点发展中小城市,避免大城市病。但是几年下来,效果未如理想。小城镇卖地指标太多,建了很多房子,但是却没人买,空置在那里成了鬼屋;一二线城市没有土地指标,但是却流入大量人口,导致供不应求、房价暴涨。

其实,工业才需要往小城镇发展,因为土地和人力成本是主要的考虑因素。但如今我国的工业化已经结束,需求主要来自高端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,而这些行业的成长取决于人才和创新,高度聚集在大城市。聚集度越高,效率越明显。

这个矛盾,直接导致了我国的小城镇战略无以为继,于是最近终于幡然醒悟,提出“国家中心城市”战略。说白了,就是要迎合趋势,打造大都会。

但是呢,你要说只打造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,显然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。你总不可能让全国人民都移居到那几个城市去吧,于是四大一线升级为“全球城市”(其实只给个高帽子,没啥实质政策),二线城市升级为“新一线城市”(这个才是政策的肉),就成了关键的抓手。

哪些“新一线城市”会站在风口呢?

第二个关键词,“中部崛起”战略。种种迹象表明,中部崛起战略将会取代西部大开发战略,成为未来五年的国家区域战略重心。

十几年前,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出,主要的考量是弥补沿海发达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的巨大经济落差,着眼点在于政治,在于建立和谐社会。

但是从经济的角度而言,显然不是最优解。产业转移,从长三和珠三出发,最佳的落地在长江中游,因为这里离出海口和主要市场的物流距离最近,经济联系也更紧密,成本无疑低于西部地区。

现在,既然西部的成都和重庆已经发展了起来,辐射点形成,贵州和西藏等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成熟了很多,那么最合理的选择,就是将重心转向最适合产业转移的中部地区。

中部崛起的支点,则是武汉。

武汉号称“九省通衢”,东西有长江水道,连接下游的上海出海口,和上游的重庆、成都。南北有京广高铁,连接北京和广州,向来是华中物流之枢纽。这个优势,是周边的长沙、郑州、南昌、合肥等省会所无法抗衡的。比如郑州,虽然也是交通要道,但是东西铁路连接的西安和连云港,物流需求无疑比长江水道要差得远。

正因如此,国家产业升级三大战略“半导体、大飞机、新能源汽车”的龙头,半导体的国家队生产基地——投资1600亿元的长江存储,才会放在武汉。

今日的武汉,其地位正如十几年前的重庆,是被命运的轮盘指向的那座机会之城。

在国家的中部崛起规划中,同时对武汉和郑州“支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”。

这是颇堪玩味的。

在中部城市里,郑州的战略地位不如武汉,经济规模低于长沙,发展速度和高科技实力弱于合肥,为什么就被国家钦点了呢?

这里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。

第一,从政治的角度考虑,武汉主要辐射的是南方和长江经济带,国家需要居中平衡,安排一个北方的辐射点,能够对黄河经济带有一定影响力的支点。郑州恰好符合这个要求。

第二,从人口的角度考虑,河南有1亿人口,远远大于只有4000万到7000万人口之间的湖南、安徽和江西。并且从过往的人口流动来看,后三个省份的人口都主要流向了沿海地区,省会的辐射力不强。而郑州的人口聚集速度很快,2000年郑州常住人口666万人,2015年956万人,增长了43%,是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。

第三,从领袖情结的角度考虑,这是领导人的事业转折点之一,多多少少总有点加分。

这里就涉及到第三个关键词:领袖情结。

从这个角度出发,我们会发现,“郑州、合肥、厦门、杭州”这四座二线城市,可谓是近年来最得领袖关怀的地方。比如国家半导体大战略的四大项目,除了旗舰项目放在武汉,其余的三支,则分别是合肥的长鑫,福建厦门和晋江的半导体基地。

厦门和晋江,本是同根生,频频得到国家级项目关照,何其幸运。还有杭州,相继拿下亚运会、G20领导人峰会,一来拿到了“影响力”,二来拿到了国家的基建拨款,商机无限。

合肥、厦门、杭州,放在过去,很少得到如此级别的国家关怀,如今大项目频频砸来,只能说“机会来了,挡都挡不住。”回头再看,得到“建设国家中心城市”钦点的郑州,未来的大项目,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今日的郑州,其地位正如十几年前的天津,命运就是如此的不可揣测。

总结一下,未来五年的机会之城在哪里呢?

第一是北上广深,还有杭州、南京、成都等城市,这是由市场的力量驱动的,受益于金融、贸易、文化、科技的需求稀缺性,财富将会继续集中。

第二是武汉+郑州,还有合肥、厦门、杭州等城市,这是由政策力量驱动的,就像十年前的重庆、天津一样,在高层意志的推动下强势崛起,他们是国家中心城市战略的主要受益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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